时值夏至，又逢端午假期，节气节日交汇，别有清味。

夏至阳极，万物蕃秀；端午扶阳，兰汤沐浴。二者相邻，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天地气交、阴阳转换之机。民间食粽插艾、佩香系缕，既有顺时摄生之智，亦寄祛疫迎祥之愿。此时，日光最盛，草木最香，人心最是温存。

今天，本版约请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天光里，品千年节俗的深邃与馨香——展红色家书，体味信仰之真；读《离骚》，感屈子襟怀之广；看今人一针一线缝制香包，悟手作的郑重与温度；将艾草花束扎出新意，演绎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身；阅《端阳故事图册》里的旧俗清雅，见风俗之本真，让端阳清芬，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编 者

翰墨里的家国情

孟庆星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逢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既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沉淀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家国情是其中尤为厚重的一部分。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辞别母亲，从辽宁远赴江苏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一年后，革命形势恶化，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暑期返乡的机会，留在南京参与领导革命活动。这年端午刚过，或许预料到前路艰险、随时可能牺牲，陈景星给远在千里外的母亲写下一封发自肺腑的长信。

“母亲，你为我挨了很多的累，吃了很多的苦……然而慈母爱儿的亲热，我能如何答报呢？不过母亲我敢说，你的儿子在外边，处处方面都是在作（做）人，不敢一点松懈。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的书，不能为社会上的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那我怎能对起母亲呢？怎能对起母亲疼儿一场呢？！”泛黄信纸上，端庄秀雅的笔迹工整排布，字字凝结着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更彰显着青年志士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壮烈牺牲。一笔一画皆是心境，一撇一捺尽显风骨。今日再读这位雨花英烈最后的家书，笔墨之间，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让深沉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

端午提笔寄情的动人故事，在烽火岁月中不断上演。1948年6月10日，即江竹筠（江姐）被捕前4日，身在重庆万县的她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质朴平实的字句，满溢着对亲友与家人的惦念；舒展流畅的笔迹，勾勒出她历经风雨却意志坚定的模样。薄薄一纸家书，既饱含脉脉温情，更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笃定，让“小我”与“大义”相映生辉。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胜利的曙光渐渐照亮华夏大地。1949年端午节夜，身处历史转折点的渡江大军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临沂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局部见图，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图），详细讲述了自己渡江前后的所见、所闻、所思。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作（做）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抛开个人离愁，字里行间皆是革命志士的勇毅担当和对家国的美好期许，尽显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

一封封在端午节写就、发出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那份热切而深厚的眷恋，同时又把这份情感升华，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书法领域素有“书品即人品”之说，透过这些书信文字，不难想见书写者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这份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源自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

2000多年前，屈原怀石赴汨罗，用最决绝的方式将“家国”二字刻进端午的精神底色里；这家国情怀又浸透、流淌在浪漫炽热而浩荡的楚骚文脉中。先秦时期的楚文化是整个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既具有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又具有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九死未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征。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笔法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联结起来，还表达了对家与国的思考，后世文人墨客很容易与之产生共鸣。北宋苏轼曾在《楚颂帖》中写道：“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尽管此帖真迹现已不存，但苏轼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却因此广为传播。

宋代以后，以苏轼为楷模，一批书法家创造性地将楚辞文学意境，转换为书法艺术的点画笔墨世界，既增加了书法艺术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中华文明辐射、渗透的场域。如果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还比较单一的话，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包含真草隶篆行不同书体的楚辞经典篇章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线。吴叡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各自的审美体验、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数文徵明。他能书善画，既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也屡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其87岁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折射出炉火纯青的深厚功力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辞抒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情，笔墨之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萦绕在缕缕粽香里，回荡在竞渡的呐喊中，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一枚香包，藏千年风雅

江胜信

岁至端午，遥思屈原。端午佩戴香包这一雅俗，亦与《离骚》里的香草有关。许多人不免好奇：屈原笔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芳饰，是如今的香包吗？

溯其形制，战国楚地尚无裁布纳香的锦囊，屈原腰间，不过是山野兰芷连缀而成的佩饰。可正是这一缕草木清芬，让高洁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气节，融入后世香包的魂脉。

又有人疑惑：“学术上公认，香包文化已有约3000年历史。屈原之前，香包早就有了呀。”没错，视楚国为“荒蛮之地”的中原，确早已将香包纳入礼乐体系，彼时其名“容臭”。“臭”音“xiù”，意为香气。儒家经典《礼记·内则》曰：“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近身侍奉尊长时，必佩戴容臭，以香洁仪容，恪守恭礼。

香包文化，渊源虽远，却止于器物与仪轨，直至屈原行吟泽畔，以芳草喻本心、以清芬明气节，方令香包超脱凡物，拥有了穿越千秋的精神内核。

汉魏时期，佩香之风遍及朝野。丝绣技艺日精，麻囊变身锦袋。人世沉浮，相守不易，香包成了寄情信物。东汉繁钦作《定情诗》：“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对肘后香包的托情，恰如屈子对腰间香草的寄怀。

大唐四海升平，香包日臻华美。桃实、莲荷、瑞兽等形制纷呈，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繁巧。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皆佩香包，宫苑街巷芳韵萦绕。文人墨客常以香囊入诗，如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又如元稹“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风雅，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契合淡泊志趣。每临端午，孩童佩虎头囊，祈驱邪健体；老人悬寿桃囊，祝福寿绵长；文人雅士独钟素囊，不事雕琢，唯以香草砥砺心性，将屈原引为隔世知音。

延及明清，绣艺登峰，苏湘蜀粤，各美其美。匠人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山河万象、花鸟千姿、人间百态，绣于方寸锦囊。端午制囊赠囊，成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守善、重情、高洁的内核始终未变。

近代西风东渐，西洋饰品走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沉寂，古法技艺渐趋式微，但沉潜于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从未消散。如今国风复兴、非遗重光，当代匠人承古开新，承的是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屈子情怀，开的是造型之新、纹样之新、香方之新、功用之新，让千年香包蜕变为以传统匠心为根基、中医智慧为内核、国潮审美为外衣、现代生活为场景、人文情感为灵魂的全新文化载体。

有人取陕北剪纸之拙趣，糅江南合香之清醇，推出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如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宋韵雅色，配金丝银线，打造竹节龙舟香包，应端午竞渡之俗，寄节节高升之愿；有人改良传统虎头香包，猛虎化身守护神，悬于门楣或用作车载；有人据《本草纲目》调制安神、驱蚊、净味、祛湿的香方，把香包扩展成香枕；有人邀《楚辞》香草入囊，让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子风骨的信使……

我偶尔行走高校与社区，讲授女红技艺，携众人共制香包，拈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一帖静心良方。不同于流水线造物的冰冷划一，亲手缝制的香囊，针脚错落皆含温度，芳泽浓淡尽诉真情。

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寿辰之际，我曾为其创制莲蓬香包挂坠（见图），缀莲花、明月、蜻蜓配饰，一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一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既喻书生报国的赤诚、师者润物的厚德，亦彰百折不挠的生机。囊中填以荷叶、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与诗词清雅之气相融。先生深爱此香包，用作书房门挂。当年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雅集，我携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众女红爱好者缝制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宾友。香包仿佛一件盟誓信物，邀你我同赴诗教之道。

小小一枚香包，既来自3000年前，也走向3000年后，会在你我掌心，驻留永恒的一刻。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孙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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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吟咏端阳的诗书画作不知凡几，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其中尤具生活意趣的一套岁时小品。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八阕清丽小令，在绢素上次第展开，彼此呼应，构成完整的节令图景，展卷如同翻开一部岁时笔记。

画中时令、物候与游戏之趣，先声夺人。第一开《射粉团》（局部见图）描绘宫娥引弓欲射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间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绢上。端阳“射粉团”习俗自唐代已有。为什么是“粉团”？《开元天宝遗事》称“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赐枭羹》表现的则是把猫头鹰做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暗含驱逐恶人、奸臣之用意。《采药草》展现人们上山采撷百草之景，古人认为端阳这一天草木药力最盛。《养鸲鹆》取畜养八哥、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拙朴之趣。宫苑之雅与山野之朴，在一套册页里并行不悖。

笔锋再转，便落到端阳最动人的人伦之情。《系彩丝》中，年少者俯身为年长者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唤作“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便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起洗粽叶、调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拢于笔端。至《观竞渡》，岸边观者引颈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那是临水观舟的盛况，也是中国人承传千年的集体记忆。

通观八开册页，更见徐扬经营一套组画的匠心。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视角铺陈宫苑、山野、水滨、庭院，场景各异、气息贯通，观者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间往来游走。笔法上，人物多以简劲之笔勾勒，不繁不饰，造型秀逸生动。设色上，清淡雅致，朱栏、绿树点染其间，明丽却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八开册页，每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见“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夫——一树一墙、一情一景，皆经裁汰，绝无冗笔。

尤可玩味的是，画中院体之风与文人趣味的交融。徐扬本是苏州人，出身市井，后供奉内廷，画笔既有院体的工整精严，又带几分江南的清雅疏朗。以丹青记录岁时民俗，宋元已盛，至明清愈见烟火气。徐扬承此一脉，既不失宫廷绘画的端稳，又把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引入绢素，于是宫廷游戏的雅趣与乡野采药的质朴，在同一组画里相安共处。这种“雅俗相融”，正是《端阳故事图册》区别于一般岁时画的独到之处。每开之侧，又附有简短题识，点出风俗的源流与名物。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册上钤有“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等玺印，可见深居九重的帝王，也曾借这一册页体察民俗、品味人间烟火。画、书、印相映，使册页既可观、可读，亦可考——观风物之趣，读岁时之变，考节俗背后的千年情义。

节令不居，画作长存。画中那些朴素的瞬间——射粉团时引弓待发的乐趣、裹角黍时妇人低眉的专注、系彩丝时晚辈俯身的恭敬，早已跨越时光，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夏至共端午

张建军

图为明代郑重中国画《龙舟竞渡图》（局部）。

今年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夏至。端午和夏至，一个是节日，一个是节气，两者都在仲夏时节，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夏节”。现今，过端午的热度要比夏至高。但其实，夏至最迟在殷商已经诞生，而端午要晚得多。从根源上讲，端午是在吸纳夏至节俗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节日，两者共享着一套处理“阴阳消长”的思维逻辑。

仲夏是指夏季中间的月份，即农历五月。《礼记·月令》描述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意思是，仲夏之月迎来白昼最长的一天，也就是夏至。此时，阴气和阳气开始新一轮的博弈，万物处在生长和衰亡的分界线上。但由于夏至后“阳消阴长”，因此很多文化仪式和民俗活动都以扶阳、避阴为主线。

端午代表着阳气至鼎盛，所以也叫“端阳”。夏至通常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如果将端午的农历五月初五换算到公历，理论上，它的时间均值在6月11日，最早是5月27日，最晚是6月26日，主要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区间浮动。因此，宽泛而论，端午正处在昼夜之变、阴阳之争的时间尺度内。

入夏宜“静”，但匡扶阳气又强调“动”，“争”和“斗”便成为端午习俗的主题词，典型活动就是赛龙舟，传世画作对此多有描绘。农谚说“芒种夏至是水节”，从芒种到夏至，雨带自华南一路向北推进至江南，这些地区陆续迎来一年中降水量最大的时节，而端午龙舟竞渡恰在此时举行，因此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就把这个降水峰值叫作“龙舟水”。

除了降水量大，“水节”的雨还有一个特点叫“夏雨隔牛背”，意思是夏天的雨“偏心”，在牛背两侧，甚至是一侧大雨倾盆，另一侧响晴薄日。旧时，人们俗信这是因为龙多不治水、不分地域乱行雨造成的。于是，人们在夏至前后举办“分龙节”，让各路龙王划定地界，各司其职，让雨来，但又不能让雨“乱来”。如今，一些地方依然传承着这一节俗。

湿热的“水节”，毒虫活跃，端午又称“五毒日”。“五毒”指生活中常见的五种“毒虫”。清代铜胎画珐琅花草五毒盒上绘制的“五毒”包括蝎子、蛇、蜈蚣、蟾蜍和蜘蛛。民间也有将壁虎列入“五毒”的。为免受“五毒”侵害，家长会在端午给小孩穿五毒背心、五毒鞋等，主打一个“以毒攻毒”。

驱邪避疫是端午的主旋律。元人《天中佳景图》是一幅端午应景之作。“天中”是端午的别称，指太阳在天空的正中。画中花瓶插有石榴、蜀葵等花枝，枝梢系有香囊，以避恶气。盘中摆有粽子、荔枝等节令食物，旁置菖蒲，有祛秽的含义。画幅上方是四道灵符和钟馗，使驱邪纳祥的意味更加浓郁。

粽子在端午饮食中极具标志性，但其实这一食俗是从夏至“收编”过来的。夏至尝黍是上古习俗。黍，俗称黄米。春秋时期，先民以茭白叶包黍，做成的食物状若牛角，所以名为“角黍”。夏至，古人以角黍祭祖，然后分食。后来的粽子就是角黍的“翻版”，其中的黄米换成糯米，又几经发展，成为端午食俗的“标配”。

端午的由来有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勾践等多种说法。屈原投江的传说，巧妙整合了粽子和龙舟这两个经典端午符号，融汇了爱国主义情怀，因此流传至今。从夏至到端午，在仲夏节令传统中，自然的智慧与家国的温度在岁时更迭中跨越千载、彼此映照，生生不息、余韵悠长。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当艾草成为花束

徐文治

艾草花束，徐文治作。

今年端午节，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的新中式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装点门庭、致送美好的“仪式感担当”。端午文化之美，在当代生活语境中不断焕新。

端午悬挂艾草以祓除不祥的习俗源远流长，更在时代演进中不断催生新的文化内涵。《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城从五月初一开始，街上会叫卖桃、柳、蒲叶、佛道艾等节物，到端午那天“家家铺陈于门首……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可见，原本作为门庭辟邪之物的柳枝、艾草、菖蒲等，在北宋已兼具审美价值。

“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南宋时期，购买艾草、菖蒲、蜀葵、石榴花、栀子花等来插花供养，成了一年中最重要的风俗。这种盛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悬画月令”记载：“端午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端阳景”是节令画的重要一类，明清绘画中有大量关于“端阳景”的创作，如明代陈恬《端阳景图》、清代边寿民《天中图》等。这些画作反映出端午草木已以瓶花、花束等艺术造型出现在宅室和雅集活动中。创作者将日常的世俗文化用艺术手段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一朵朵晶莹的浪花，为后人提供了探究历史的窗口。

文化不是高头讲章的空道理，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天就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活美学融入当代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在日常研究和创作中，我强调“续古为潮”，即对历史文化要做深入的学术研究，目的是让传统审美在当代形成新的潮流，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继而为今天的生活增添诗意之美。

端午艾草花束的走红，恰当地诠释了中国传统如何“续古为潮”，形成新的审美风尚。

如今，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注重生活美学。当节日仪式与传统审美相融，便促成端午文化传统在网络时代的现象级传播。艾草、菖蒲与女贞叶等鲜切花材混搭，加上红绳、流苏、折纸和亚麻布点缀，再配以精心设计的端午安康卡片等，原本朴素的草木摇身一变，在保留原有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成就了轻盈而生动的生活美学表达。

菖蒲驱邪，艾草辟秽，原本就是中国人千年来以物寄情的旧俗，今天，其以时尚花束这一新艺术形式重回我们的生活，让端午文化绽放新光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节令花卉的审美标准几乎被异质文化垄断，玫瑰是浪漫，百合是纯洁，康乃馨是母爱——这是别人的语言。我们自己的语言在哪里？它在我们祖辈悬在门楣上的那一束艾草里，在端午、重阳、岁朝这些传统节令的供案上。这套语言一直就在，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忘了用。

一束束不起眼的药草，被今人重新拣选、搭配、包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审美接续，是中式审美在节令生活里的悄然回归。艾草还是那个艾草，气味清苦，驱蚊有效，但当它被精心设计成花束、被郑重地赠予他人，它便从一种药草，升华为一种生活美学载体。

　　《 人民日报 》（ 2026年06月21日 08 版）